日本建筑乃至日本所有视觉艺术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将自然世界理解为精神洞察力的源泉和人类情感的一面镜子。

　　早在佛教诞生之前，日本本土的宗教情感就认为大自然中蕴含着一种精神境界。岩石、瀑布和参天古树被视为神灵的居所和神灵的化身。这种信仰体系赋予大自然以神性，这反过来又培养了人们对精神世界的亲近感和亲密感，以及对大自然普遍仁慈的信任。

　　四季轮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它揭示了永恒不变和超越完美并非自然准则。他们将万物都理解为受制于生、果、死、衰的循环。因此，传入的佛教短暂性概念与当地人向自然寻求指导的倾向相融合。

　　对自然的关注发展并强化了普遍避免矫揉造作的审美观。在艺术品的制作过程中，构成材料的自然特质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并被理解为与作品所表达的全部意义密不可分。例如，九世纪的日本佛教雕塑从灰泥或青铜的唐代模型转而使用天然的、未经多色处理的木材时，已经古老的图像形式与先前存在的对木材的多层次尊重融为一体。

　　与自然的结合也是日本建筑的一个要素，建筑似乎顺应自然，非对称布局遵循丘陵和山地地形的特定轮廓，建筑与自然界之间的边界被刻意模糊，长廊等元素为人们提供了持续的自然景观，虽然这些自然景观往往是精心安排和制造的，而不是野生的和真实的。

　　他们认为完美的艺术品或建筑，未经风吹日晒，保持着原始风貌，是遥远、冰冷甚至怪诞的。

　　今天我们将带你深入日本建筑历史，探寻当代日本建筑艺术的根源以及它一路走来的脚印。

　　1884年，东京弥生地区的一个贝丘遗址出土了陶器，最初认为是净门类型的变体，但后来又与九州和本州的类似发现联系起来。学者们逐渐得出结论，这些陶器虽然受到一些大陆文化的影响，但却是一种独特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被命名为弥生文化。

　　弥生受到了从中国和韩国传入的知识和技术的巨大影响。公元前400年左右，原始的湿稻栽培技术传入日本西部，与以定居农业为基础的新兴文化相伴而生的是一种重要的建筑形式——高耸的茅草屋顶粮仓。

　　大约公元250年，出现了新的、独特的殡葬习俗，其最大特点是墓室式土墩墓。在随后的45 年里，这些土墩墓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其得名的整个时期却始终存在。墓葬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视觉成就的宝库，也是更普遍的文化模式的极佳指标。

　　高文早期的墓葬利用并定制了现有的兼容地形。公元4世纪后，陵墓建造者放弃了自然地形，在平地上建造成群的墓冢。5世纪晚期，用于进入早期坑墓的竖井被通往墓室的韩式水平走廊所取代，这使得墓葬的多次使用变得更加方便，家族墓的概念也随之出现。

　　飞鸟时代是日本社会转型的时期。飞鸟时代因位于奈良盆地南端的飞鸟地区而得名，这里曾是日本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日本对大陆文化的兴趣和与大陆文化的接触不断增加，此时最重要的变化是佛教的传入。

　　佛教在日本被确立为一种以场所为导向的信仰。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寺庙建筑群是位于大坂的四天王寺、奈良附近的浅草寺，和位于飞鸟的飞鸟寺。这三座寺庙都只有考古遗迹可考，但圣德太子的私人寺庙若草于670年毁于大火，后被改建为法隆寺这些建筑和大门沿南北轴线布置，布局对称，与欧陆风格不谋而合。

　　瓦片、石头和雪松是基本的建筑材料，都是本地或当地生产的，建筑依靠竖直的木柱固定在完工的石基上，横向元素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结构平衡则以基本支柱概念为基础。

　　中央集权过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吸收和使用佛教作为统一的工具。因此，这一时期佛教迅速发展，贵族们竞相修建寺星空体育官网庙，用于扩建佛教寺庙和购置表达信仰所需的附属圣像的资金不断增加。都城遗址范围内已有四座主要寺庙，即飞鸟寺、河原寺、会观会寺和药师寺。

　　重建的法隆寺是现存飞鸟和博报艺术最重要的宝库。通过采用非对称布局，法隆与本世纪上半叶主要寺庙的轴线布局大相径庭。宝莲寺的五层宝塔和更宽阔、更窄小的金堂在寺院中心毗邻而建，它们的大小差异很大，入口处的大门略微偏离中轴线，这种对中国平衡概念的偏离成为日本美学的许多特征。

　　奈良时代是日本集中精力模仿中国文化和政治模式的顶点。新都城以唐朝首都长安为蓝本，以中国制度为基础的复杂法典建立了理想化的社会关系和义务秩序。

　　8世纪前几十年的特点是权力斗争、政治阴谋、政变企图和流行病。这种普遍动荡不安、充满争议的气氛促使圣武天皇坚决要求加强他所认为的佛教的精神矫正作用。741年建立了国分寺制度，每个省都建立了一座寺院和一座庵堂。

　　奈良时代的主要纪念碑无疑是巨大的东大寺建筑群及其巨大的铸铜大佛像。大佛殿745年开始建造，752年为这座近15米高的坐像举行了落成典礼。

　　平安京（和平与安宁之都），后来又被称为京东，是仿照中国唐朝都城长安的方格模式建造的。在新首都的布局中，只允许在城市范围内修建两座佛教寺庙。

　　由于密宗修行者最初被安置在首都以外的山区，他们的寺庙布局和建筑与奈良寺庙的平地建筑有很大不同，因此也与对称的中国风格不同。他们根据崎岖的地形调整布局和结构，创造出独特的解决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相对个性化的风格是对奈良时期试图通过视觉手段分散等级权力的一种微妙的象征性破坏。

　　新的建筑风格也从宪兵战争造成的破坏中脱颖而出。与平安时代的建筑相比，新式建筑的精致程度要低得多，它的直接性和相对短暂的生命力是那个时代审美直接性的典型代表。这一时期的传统建筑趋向于装饰性和过度劳作，非必要元素增多，功能单元被美化。奇怪的是，雕刻形式的技术精湛，但纪念碑式建筑所需的简洁性却因过多的展示而大打折扣。

　　室町时代是一个长期内乱、社会动荡和充满创造力的时代，茶道的发展促进了建筑的变化。人们需要一个小而独立的环境作为沉思或鉴赏的场所，由此产生了茶室和小书房的演变，小书房被称为茶室，内有用作书桌的窗台、书架和推拉式榻窗，可以看到人造景色。平安时代的建筑风格被称为新殿筑造，在动荡的室町时代，为了适应审美情趣降低的环境，对这种风格进行了修改。

　　控制环境以产生效果的意识越来越明显，并延伸到园林设计的发展中。各种风格，无论是干式还是湿式，都呈现出一系列经过精心设计的蜿蜒曲折和景观，花园设计的原型是唤起人们对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环境的向往。

　　庄严、对称的庭园反映了有序的贵族等级制度和新天竺建筑风格，但在室町的庭园美学中却找不到这种风格。室町时代的庭园美学保留了以前的风格，喜欢模糊建筑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建筑通常建造得朴实无华，而庭园则设计得一丝不苟，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茶艺美学对园林设计影响深远，以自然的方式对自然进行精心的重新排序，为细心的观察者提供了启迪，隐居及其自然环境以明显的方式成为时代的审美试金石。

　　先是织田信长，然后是丰臣秀吉，他们开始将交战的各省首领统一到一个中央政府之下，这一时期被称为安土桃山时期。

　　信长的继任者丰臣秀吉可能是当时三位霸主中最热衷于艺术的一位。他建造了多座城堡，其中包括位于京东南部的桃山城堡。

　　日本城堡是一种完全本土化的建筑形式，发展于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是大宁战争时期及之后100年间日本军事环境恶劣的副产品。

　　桂离宫建于1620年至1624年之间，位于京东西南边缘，是将平安时代风格的优雅诠释与茶道发展所带来的建筑创新相结合的最杰出范例。

　　位于京东东北部前田家领地首府金泽的兼六园及其周边建筑，也许是幕府将军和大名中品味较为平和、颇具美感的典范。总体而言，江户庭园在整个时期经历了各种改进，大胆而美丽，但与室町时代的茶园相比，其工艺更为明显，大自然的缺陷被掩盖，造园者的手艺清晰可见。

　　这里提到的日本近代定义为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在日本的年代系统中，这一时期包括明治时期、大正时期、昭和时期和平成时期。

　　日本的现代性是一个在与其他国家，包括亚洲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政治关系中寻求定义的过程。明治时期，日本官方对西方的意图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地试图达到西方的工业标准，并在各个可能的层面吸收西方文化。

　　19世纪70年代中期，各种西方专家，包括军事战略家、铁路工程师、建筑师、哲学家和艺术家，应邀到日本大学任教，或以其他方式协助日本的发展和变革进程。

　　大正时期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加强了民选代表机构，对普选产生兴趣，以及在艺术方面相对自由的情绪。回过头来看，这一时期有时被视为继较为保守的明治时代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情绪之前的一个浪漫、欣欣向荣的文化创造时期。

　　20世纪30年代的特点是军国主义抬头和在亚洲大陆的进一步扩张，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高潮，1945年日本战败。战后时期始于盟军，或者说完全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其特点是重建、快速增长和发展以及日益增长的国际主义。

　　日本建筑从19世纪最后25年开始迅速吸收西方建筑形式，并采用必要的结构技术来实现与日本传统感觉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大型官方建筑和公共建筑不再使用木材，而是使用钢筋砖，有时也使用欧洲风格的石材，大正时期引入了钢筋混凝土，从而扩大了内部空间。

　　作为明治政府迅速引进西方专家作为实践者和指导者的总体努力的一部分，建筑领域的两大显著影响是英国和德国。

　　英国建筑师和设计师约西亚·康德于1877年来到日本。他不拘一格的品味包括对许多欧洲风格的改编，他的日本学生的作品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一直非常重要。

　　辰野金吾设计的日本银行和东京车站，以及片山东熊设计的兵库馆，现为东京国立博物馆建筑群中的考古博物馆，和赤坂别宫，只是日本尝试采用西方模式建造庄严纪念碑的几个最著名的例子。

　　德国建筑师赫尔曼·恩德和威廉·博克曼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活跃在日本。他们在建造政府部门建筑方面的专长被运用到了东京霞关地区日益增多的此类建筑群中。如今已大为改观的法务省大楼是他们工作的重要纪念碑。

　　德国人还培养了一批门徒，其中包括妻木赖中，他设计的日本金洋银行和冈田信一郎设计的东京歌舞伎剧院是将西方建筑的宏伟规模与日本建筑的传统元素，如瓦片坡屋顶、中国式弧形屋檐和弧形悬挑屋檐相结合的代表作。

　　对纪念碑式建筑的追求在20世纪30年代高度民族主义的时期催生出了最拙劣的形式。渡边仁设计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和渡边福造设计的东京国会大厦都是规模宏大、块状而不壮观的典范。

　　赖特在东京设计的帝国饭店似乎没有产生什么持久的影响，尽管赖特在西方的创作显示出他对日本美学的理解。同样，包豪斯运动也激起了人们对日本的兴趣，但格罗皮乌斯对日本的经典建筑如京都桂离宫的印象和影响更为深刻。

　　战后建筑虽然在范围上广泛兼收并蓄并具有国际性，但其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对传统形式的现代诠释。

　　丹下健三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设计的建筑在保留令人耳目一新的抽象风格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早期农业建筑和新堂建筑形式的回忆。

　　20世纪的日本建筑师充分了解西方风格，并积极发展适合日本场地的有意义的现代风格。这个时期是日本建筑在世界舞台发力的真正的开始...

　　在日本历史的变迁中，每一次潮流都不断体现着日本的传统。现代建筑的核心是摒弃装饰，简化现有建筑，同时充分利用技术，这两者都源于人口激增和城市对大规模建筑结构的需求。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现代建筑的特点与传统建筑的原则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前者说形式服从功能，后者则要求简洁，因此这两种风格都需要类似的方法。

　　安藤忠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造了住吉的长屋，采用了封闭立方体形式的混凝土承重墙。这一设计是对住吉街区恶劣环境的回应，混凝土盒子从内部向外看，与传统的木制斜屋顶和外部开口的房屋形成了鲜明对比。

　　日本城市密集的城市化进程导致建筑密度过高 ，这无可挽回地破坏了自然世界，房屋再也无法与自然世界直接接触，现在的住宅不能有通向外部的开口。——安藤忠雄

　　日本的现代建筑风格是在本国重新创造的另一种形式，当然并不陌生。它唤起了早在8世纪平安时代就已实行的一些原则，如开放式规划。在更大的背景下，日本文化是这个国家的驱动因素，建筑自然也包括其中，虽然日本的现代化实践受到了西欧的影响，但其发展的方式和方法却是本土建筑实践所独有的。

　　进入近现代后的日本建造历史就为人熟知的多，紧随柯布西耶的是他的日本弟子之一前川国男，他宣扬国际风格传播现代主义，因此与本土的传统支持者展开斗争，而后丹下健三将国际主义与日本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开启日本现代建筑的新篇章。

　　同期出现了更多优秀的尝试各种风格的日本建筑师，桢文彦深入研究了柯布的设计方法，将其与江户时代的记忆串联起来；新陈代谢派兴起，黑川纪章带着中银胶囊塔和国立美术馆震惊整个建筑界；之后丹下健三的学生谷口吉生挑起大梁，因擅长使用白色被称为日本的迈耶。

　　与这一支建筑师队伍相对应的是早稻田大学的村野藤吾及其弟子：村野藤吾、菊竹清训、伊东丰雄、妹岛和世、西泽立卫、藤本壮介、平田晃久和石上纯也等等，村野藤吾被誉为日本的“沙里宁”，菊竹清训在继承了村野藤吾的同时也吸收了新陈代谢派的养分，伊东丰雄被各种媒体称为小菊竹清训，而妹岛和世跟藤本壮介又深受伊东丰雄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派提倡接土地和人的情感的红派建筑师：藤森照信、原广司、山本理星空体育官网显、隈研吾。最后是东京工业大学主系的筱原一男及其弟子：坂本一成、塚本由晴、奥山信一、安藤忠雄、长谷川逸子等等。

　　简单梳理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每个流派中都有为世界建筑带去深远影响的优秀建筑师，且每种倾向风格都获得了普奖的肯定，在近现代日本建筑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次尝试和每一个新的理念都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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